深圳蛻變驚奇高新科技首都改變中國

侯蕾、程雪
亞洲週刊2017122日 第314

深圳躍升為高新科技首都,GDP超過香港,南山區的人均GDP也超過香港,深圳市財政收入也超過台灣。扎根深圳的騰訊躍升為中國最大的上市公司,壓倒國企,與華為、大疆等深圳民企,展現一個城市蛻變的驚奇。它擁有約兩千萬的人口,九成多是移民,吸納全球的精英,對香港與中國其他城市帶來示範效應,改變中國,背後是它獨特拼搏的狼性文化的氣質。

深圳(圖:Imaginechina

騰訊濱海大廈(圖:Imaginechina

大疆無人機創辦人汪滔

華為與中興的展台(圖:Imaginechina

比亞迪新能源汽車(圖:Imaginechina

華大基因研究室(圖:Imaginechina

中國互聯網業巨頭騰訊,在二零一七年初成為中國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市值高達一萬六千億人民幣(約二千三百億美元),力壓中國工商銀行、中國移動等國營企業,以民營高新科技企業身份稱雄,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騰訊正是扎根於深圳││一個只有三十多年歷史的中國年輕特區的眾多高新企業之一,騰訊、華為、華大基因、中興科技、大疆、比亞迪等世界級高新科技企業,都是深圳公司。西方的蘋果、西門子等公司,都在深圳設立研發中心。敢於創新、沒有包袱,正是這個中國「高新科技首都」的特色,它的蛻變驚奇對中國其他城市帶來示範效應,改變中國。

深圳高新科技的生產力,也使得它的財政收入躍升至一千一百三十九億美元(七千九百億人民幣),勝過了台灣的財政收入八百四十八億美元,展示深圳的經濟肌肉,以一個城市的實力,就壓倒中華民國台灣。這都因為深圳擁有三百五十家上市公司,深圳前副市長唐杰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城市,像深圳那樣擁有三百五十家上市公司,在全球各地上市。

深圳已經成長為全球重要的移動通訊設備創新與生產之地,也是生物、新能源與材料科學上的引領中心,吸納了全球精英。過去兩年,在申請國際專利的排行榜來說,美國的高通、英特爾、微軟、聯合技術、谷歌、惠普等,共申請八千一百六十一件,而深圳的華為、中興、騰訊、華星光電、華為終端等共申請專利達八千零三十一件,可以分庭抗禮。  

香港特區政府與深圳市政府計劃在深港邊境河套地區興建「深港創新及科技園」,期盼發揮港深兩地的協作效應。與深圳僅一河之隔的香港,許多民眾長期以來對深圳有一種刻板印象,認為深圳比較落後,但深圳這些年來在高新科技等領域的發展,已遠遠超過香港,並被譽為「中國硅谷(Silicon Valley,又譯矽谷)」,成為世界上高新科技產業重鎮。其實香港向來是深圳的參考對象,執世界無人機牛耳的深圳大疆企業創辦人汪滔,正是香港科技大學畢業生。深圳不僅與香港形成協作效應,也與周邊的東莞、惠州等分工,共同分享經濟與科技成果,瞄準世界市場。

深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從昔日貧困漁村到今日繁華的國際化都市,從「山寨工廠」到「創新之城」,已不再是充斥著山寨假貨、藏污納垢的混亂城市,轉而成為「中國最具硅谷氣質的城市」、「全球硬件的新首都」,並多次榮登福布斯中國大陸城市創新力排行榜榜首。二零一六年,全球五百強企業中,二百七十五家在深圳設立總部,創下歷史新高。三十多年的轉型蛻變,深圳已是國內外知名企業的搶灘之地。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預言,深圳將超越美國高新科技重鎮硅谷。

一九八零年改革開放之初,深圳僅有三十萬人口,是一座邊陲小鎮,全年GDP不足兩億人民幣。而鄰近的香港,當年GDP是深圳的六百倍。如今,深圳實際人口超過兩千萬,GDP超過了香港,而深圳南山區的人均GDP更高達五萬多美元,超過香港的四萬多美元。三十七年時間,深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成為中國高新科技的首都,它背後是什麼動力,讓這座邊陲小鎮一躍而起,躋身全球最具競爭力城市的先列?

二零一七年一月三日,深圳市政府同香港特區政府正簽署備忘錄,共同興建八十七公頃的落馬洲河套地區,打造「深港創新及科技園」,百分之九十五將用於高新科技研究、高等教育和文化創意產業,提供約四萬個就業崗位,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創新平台。

但香港媒體與社會對這計劃,大都沒有深刻的認識,不曉得香港的合作對手,在全球高新科技的地位,也不曉得這個昔日的「窮親戚」,已經成為一個「悶聲發大財」的「老表」。

深圳與香港是彼此的鏡子

但深港之間,永遠是彼此的鏡子。前海就是香港中環的一面鏡子。它也是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銳意要發展成為另一個「中環」。前海作為金融中心,引領整個珠三角地區產業的轉型升級,是「特區中的特區」,而這個特區正位於中國最具「硅谷氣質」的深圳市南山區。

南山是深圳創新的核心地帶,聚集了八千多家科技企業。高新技術產值為四千一百五十二億人民幣,穩居中國區域孵化能力榜首,匯集了騰訊、華為、微軟、迅雷、西門子、阿里巴巴等知名企業的總部或者分部。

早在二零一四年,深圳南山區人均GDP達到五萬美元,已超越香港人均GDP的四萬多美元。二零一五年,南山區人均GDP約五萬四千美元,接近美國(約五萬六千美元),躋身全球前十名。

南山區靠創新科技崛起,是深圳蛻變的縮影。改革開放初期,因資金、技術、人才、管理經驗的匱乏,深圳推行「三來一補」的企業合作貿易形式,即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由外商負責產品外銷,並提供原材料、設備等,深圳企業提供土地、廠房、勞動力。但傳統加工製造廠的粗放式經濟模式,無法引導企業結構優化,應對市場變化的衝擊力,弊病逐步顯現。面對快速轉變的全球市場,唯有主動改變才可避免淘汰危機。

九十年代初期,深圳政府提出以高新技術為先導的企業轉型戰略,大步邁向創新之路。至九二年,深圳高新技術產業年增長率達到百分之六十,發展迅猛,創新驅動日益成為深圳經濟轉型、升級的內在動力。

「創新之城」是深圳留給多數人的第一印象。「創新」最直觀的成績單,是一大批高質量民營企業的崛起,而數據無疑更具說服力。

技術創新成為企業生存的內在需求和動力。因此,民營企業研發投資比重越來越大,以躋身世界五百強的中國電信巨頭華為為例,全球十七萬員工中,研發人員約為八萬,佔比近一半。據華為二零一五年研發投入為五百九十六億人民幣,佔銷售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十年研發累計投入超過兩千四百億人民幣。

大型知名民營企業,如萬科、華為、騰訊、華大基因等,總部設在深圳,能夠充分發揮技術創新的最大優勢,形成從研發生產到市場銷售的完整產業鏈。廣東省委副書記馬興瑞曾指出,深圳創新有四個「百分之九十」的現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研發機構在企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研發人員在企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研發資金源於企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專利發明出自企業。企業創新主體的地位已無可非議。

深圳打造了多個創業創新、施展才華的平台。深圳市政府為吸引全球創客(Maker),自二零一五年起,開設國際創客週。創客,源於英文MakerHacker兩詞,是一群熱衷創新實踐、具有創新理念的創業者。二零一六年十月,全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活動週暨第二屆深圳國際創客週(即「雙創週」),在深圳灣創業廣場拉開序幕,吸引了全球各地創客前來。在此期間,蘋果公司宣布將在深圳設立研發中心。目前深圳已湧現了多個創客基地,如華強北國際創客中心、柴火創客空間、深圳創客聯盟等,為創客提供創意所需的工具、材料,以及施展創意的平台。

創客生態系統的興起,無疑為深圳帶來更多人才。大疆創新科技公司CEO汪滔,十年前作為一名創客從香港科技大學畢業後來到深圳蓮花北村,創建了大疆。十年後,大疆佔全球無人機市場份額百分之七十,二零一六年銷售額預計突破一百億人民幣。汪滔表示,深圳有最好的硬件創新環境,大疆離不開深圳。

自一九九九年起,深圳承辦了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迄今,高交會具備了強大的資源聚集、調配能力,成為中國規模最大、最具影響力的科技盛會,被譽為「中國科技第一展」,在深圳發展高新技術、打通從研發到產品的迅速市場化環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二零一六年十一月,第十八屆高交會以「創新驅動,質量引領」為主題,吸引了來自九十七個國家和地區、共約六十萬人次參會。會上,全球無線通信巨頭高通公司(Qualcomm)宣布,將與騰訊合作,在深圳建立聯合創新中心,為深圳創造更多就業崗位。至此,蘋果、高通、微軟、英特爾等國際知名企業相繼搶灘深圳。

創新型經濟良好發展有賴於金融業。憑藉毗鄰香港的地緣優勢、良好的營商環境和市場化機制,深圳金融業市場化程度在中國保持領先地位,超過北京和上海。深圳作為中國三大金融中心之一,誕生了眾多朝氣蓬勃的金融機構,招商銀行、平安保險、南方基金、國信證券、中信證券等密集扎堆於深圳。二零一六年九月,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報告中,深圳位列全球第二十二名,在中國內地城市中,僅次於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進一步穩固。十二月五日,深港通正式啟動,深交所和香港聯合交易所在國際範圍內,實現金融市場技術、資本、信息的流動融合,為深圳金融業注入了新活力。

深圳的高速發展,不但和市內的基礎建設的高速發展有關,也和整個珠三角基建的高速發展密不可分。深圳金融區前海,地處深港半小時交通圈及粵港澳一小時交通圈內。規劃中的深港機場鐵路建成後,從前海出發,十分鐘可抵達深圳機場、香港機場,半小時可抵達香港中環。二零一六年九月,廣州市政府強調推進廣清城軌、廣佛環線等七條城軌建設,盡快實現粵港澳一小時交通圈。建設中的前海逐步成為海、陸、空、鐵交通樞紐,這勢必促進深圳與香港、倫敦、新加坡等金融市場的對接,充分發揮深圳地緣優勢,拓寬人民幣離岸業務等,將深圳打造為國際化金融中心,從而為創新型經濟體提供更加開放的市場環境。

九成七以上是外來人口

深圳百分之九十七以上都是外來人口,是名副其實的「移民之城」。對於深圳變局最有發言權的,應當是伴隨這座城市成長、蛻變的一代外來「深圳人」。

一九九二年是特殊的一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激勵了全國上下尋求發展、追逐夢想的有志之士。在西北成長的鄧康延,在這一年搭上了南下深圳的列車,他告別西安穩定安逸的生活,憑著熱情浪漫的理想衝動開啟了居無定所的「深漂」之旅。

鄧康延說:「九十年代,深圳思想觀念比內地其他城市開放,收入比較高,鼓勵年輕人奮鬥前進,是年輕人尋找創意思維的空間和窗口,是尋夢的創業基地。深圳不認官不認權勢,關係決定命運的意識淡薄,是一個百廢待興、白紙畫畫的地方。深圳缺乏文化積澱,底子薄,被詬病為『文化沙漠』,但正是因為這樣,深圳能提供廣闊的創造空間和想像空間。深圳同時也是一個謙卑有韌性,並且溫暖的城市,多元文化互相溝通、互相包容,激發鬥志。」

鄧康延先後在《深圳青年》、《鳳凰週刊》擔任策劃總監和主編,但他漸漸意識到,「現代社會是影像時代,影像的力量比白紙黑字更有震撼力」。他毅然辭職,投身紀錄片製作,「是深圳開放、包容的環境氣氛給了我機會,也是深圳給了我冒險的勇氣」。拍攝不僅困難重重,且時常面臨資金匱乏、入不敷出的尷尬境地,但鄧康延表示,「深圳這座移民城市骨子堿y淌著為夢想放手一搏的熱血,深圳的水土滋養了我,我要回饋這片土地,繼續拍攝不同題材的紀錄片。」

鄧康延說:「深圳像是一個向前奔跑跳躍的小夥子,可能會迷路,而香港已經是穩重的成年人,在一步一步行走中享受山水。把深圳的活力同香港的穩重相結合,開放多元聲音、多元步伐,良性競爭,社會才有蓬勃發展的可能。」

如鄧康延一般的移民者往往帶有強烈的冒險精神,和野性的拼搏精神,是具有「狼性」的新移民文化。移民者敢為天下先,不怕失敗,以包容的心態互相學習、激勵,取長補短,持續為深圳創新創意產業注入新活力。

同樣在一九九二年來到深圳的,時年三十七歲的顏雪明,他曾在陝西省政府辦公廳做公務員。人到中年,他赤手空拳來到深圳,他說:「八四年在深圳做項目,當時深圳建設規模很小,現代化程度比不上西安,但它有一個鮮明特點:在深圳,沒有外地人的感覺,沒有這個界限。這種氛圍很自由,是我選擇這兒的原因。」為了項目進度,顏雪明曾給深圳政府寫信提意見,馬上得到了回應,項目也有了進展,「那個時候深圳政府作風好,高級幹部不會因為你批評他就給你穿小鞋」。

剛到深圳,顏雪明加入了萬科集團,後來成為萬科首席律師,直到二零一五年年初退休,如今在律師事務所做職業律師、仲裁員,同時也是廣東省人大立法諮詢專家。他說「九十年代深圳非常有活力,跟內地氣氛不同,來到這兒精神上獲得了自由。沒有人關注別人在做什麼,每個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空間自由。我相信,自由就是幸福,沒有自由就沒有幸福。」九十年代深圳的生活節奏和收入水平跟內地其他地方很不一樣,「當時,我在西安工資有兩百多塊,但在萬科,試用期七百五十塊,主管級別一千塊,部門經理兩千塊,王石五千。王石是一個有人文情懷的人,在他領導下,公司氛圍很自由。萬科每年晚會有一個亮點,是拿老總開玩笑,王石從來不排斥。如果換成其他地方,這完全不可思議。但在深圳,領導和員工親密無間,氛圍自由」。

自由獨立的移民空間

移民者大都抱有開放的心態,追求自由、獨立的空間,打破了傳統社會的定式思維和複雜的階層人際關係,重組社會秩序。對於雄心勃勃的移民者而言,自由的空氣最具吸引力,哪埵菪悜奡N會人才雲集。

一九九四年,畢業於中山大學的曉昱進入深圳電台工作,成為晚間黃金時段節目《心夜航班》主持人。她告訴亞洲週刊:「九十年代深圳是一片熱土,『追逐』(夢想)和『逃避』(僵硬體制)成為來到這堛漕滮j主題。無論從前如何,來到這堻ㄛO全新的開始。如果畢業後到其他城市的電台,不會那麼快有機會上節目,更不會是黃金時段的節目。」

二零零零年,曉昱創辦物質生活書吧,邀請兩岸三地知名作家,開辦沙龍活動,打造文化交流的平台。「深圳在這個階段有了很大變化,從創業生存打拼到尋求文化滋養,所有人在這個空間奡M找提升自我的方式,讀書月、設計週、設計之都等都慢慢做起來,物質書吧是當時具有旗幟性的民間組織,是社會的一個縮影。」

二零零五年曉昱開始接觸帆船,零七年參與創辦「中國盃」帆船賽並擔任首席運營官。她說,「『中國盃』帆船賽是中國首次洲際遠航。中國人長期對海洋封閉畏懼,海洋生活方式斷裂。深圳作為濱海城市敢為天下先,成為帆船這一新生事物的引領者,如今,『中國盃』已是中國最有影響力的賽事之一。而民間賽事、高端體育的發展,折射了深圳的發展。曾經深圳以傳統製造業為主,發展代工產業,如今新興文化創意產業、服務業等取而代之成為主導。」

狼性文化喚發敢闖思維

在移民者建立的全新社會秩序下,背景、資歷、年齡、經驗都不再是評估能力的標準。「狼性文化」營造了敢闖、敢想、敢做的社會氛圍,無論來自哪堙A只要有想法,每個人都有發揮一技之長的用武之地。

深圳為鄧康延、顏雪明、曉昱等無數外來移民者提供了追逐夢想的熱土,而這些外來「深圳人」也以實際行動和作為回饋了這片滋養他們的土地。人才湧入為深圳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是煥發創新活力的源泉,成為深圳蛻變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之一。

正如顏雪明所說,來到深圳沒有外地人的界線,這正符合深圳最有影響力的十大觀念之一——「來了,就是深圳人」。這一觀念展示了這座年輕城市「英雄不問出處」的包容、開放、共贏的精神風貌,也表達了留住人才的強烈願望。

為聚集各類人才,深圳政府不斷調整人才、戶籍政策。二零一六年,補貼政策再度升級。自十二月一日起,最新補貼標準規定,本科每人一萬五人民幣,碩士兩萬五,博士三萬。自九月一日起,實施更為寬鬆的落戶政策,由積分制改為核准制,人才落戶指標不設上限。這些措施將為深圳吸引更多高端人才。

深圳同硅谷都十分年輕,但深圳不像硅谷有林立的高校就地輸送人才,有眾多科研機構提供技術支撐,論教育、資源,也無法同北京、上海等地相比。然而,三十多年的發展,深圳從模仿跟隨起步,融入全球產業鏈,打造了「產學研」協同發展的創新機制。

二零零二年,深圳動工建設大學城,進駐高校包括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南方科技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研究生院、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等。深圳大學城積極開展合作交流項目,同包含哈佛大學、加州大學、倫敦大學、香港大學、美國國家研究院等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大學、機構開展教研合作,同時先後與華為、中興、富士康、清華同方、海王等四百多個企業合作建設研究基地,並且共同進行項目研發,以「產學研」相結合的方式共同培養創新型全方位人才。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十餘年時間,大學城累計培養了二萬餘人。

更重要的是市場生態圈對人才的吸引,如曉昱所說:「大家覺得哪媯徆A、哪媮錢多就會扎堆在哪堙A如同馬斯洛需求理論所講。高素質人才聚集,拉動市場需求,轉而吸引更多人才。人才遷移不是政府行為。」

深圳顯然已具備硅谷般匯聚人才的能力,能夠吸引不同年齡段人才前來奮鬥打拼,更是對未來充滿希冀的年輕人所嚮往的地方,而人才聚集之地自然會成為創新的核心區域。

高素質人才對生活品質要求更高,對精神生活的需求十分強烈。硅谷的成功不只依靠高新技術,更勝在綜合優勢,包括宜居程度、安全指數、社會管理、生活保障等方方面面,方能吸引高端人才。深圳自開埠起,移民多來自農村人口居多的五線城市,資深媒體人金敏華說:「深圳起點低,百分之九十達不到知識型人口水平,有活力的背後是野蠻生長。」

對文化消費的需求日增

伴隨深圳經濟高速發展,民眾生活品質提升,全社會對文化消費需求日益高漲。二零零三年,深圳市政府意識到,文化產業在大眾生活中佔比越來越高,對經濟發展產生顯著影響,在市委三屆六次全會上首次提出「文化立市」戰略,要把深圳建設成為「鋼琴之城」、「圖書館之城」、「設計之都」和「動漫基地」,即「兩城一都一基地」。

綜觀深圳「文化立市」的歷程,野蠻生長的意味漸漸褪去,設計創新思維逐漸融入政府政策和群眾的日常生活,城市氣質悄悄改變。

二零零四年,首屆中國(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舉辦;二零零五年,文化產業正式成為深圳四大支柱產業之一;二零零七年,深圳向市民永久免費開放全部公共文化設施,包括美術館、博物館等;二零零八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深圳「設計之都」的稱號,深圳成為世界第六個、中國首個享有此譽的城市;二零一零年,文化創意產業正式成為深圳第四大戰略新興產業;二零一四年,在中國總理李克強和英國首相卡梅倫見證下,世界頂級博物館V&A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同中國招商局簽署合作協議,將在深圳蛇口區創立分館;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V&A宣布位於深圳蛇口海上世界文化藝術中心的設計展館將於二零一七年十月正式開幕。

金敏華說:「二零零五年,首屆深圳建築雙年展只有幾個人參與,到二零一三年深港雙城建築雙年展,參與人數已經有十八萬,這是深圳悄然發生的一個很大的變化。」

資深媒體人、深圳「後院讀書會」創始人王紹培認為:「現在深圳擁有越來越濃厚的學習氛圍和讀書慾望,沒有人敢說深圳是『文化沙漠』,這跟二零零零年深圳市政府創辦的大型群眾讀書文化活動——讀書月有很大關係,當時深圳文化局局長王京生提倡閱讀,在文化方面做了一件長遠、可持續的事情,深圳開始具備同國內一流文化城市對話的能力。」

深圳市平面設計師協會副主席、張達利設計有限公司創始人張達利認為:「深圳市政府對創意產業扶持力度很大,平均每年提供給設計師協會的經費在一百萬左右,並且通過主題紀錄片、論壇等方式大力協助推廣,加之深圳資訊發達、毗鄰香港、印刷行業發達,對於設計師而言,深圳擁有國際化視野,有合適的土壤,成為『設計之都』是理所當然的。」他還表示:「設計對市民生活的影響潛移默化,普通民眾的生活狀態得到很大改善,品質提升。」

深圳萬物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物質生活書吧創始人曉昱表示:「深圳最早以城市加工業、製造業為主,流動人口素質不是很高,也缺乏歷史文化的沉澱,但深圳有源源不斷的新興文化,對文化創意的訴求越來越高。深圳的設計走在全國前列,在文化創意方面全國領先。文化由人群和消費力決定,深圳高端服務業將會越來越多。」

二零一六年除夕,深圳衛視舉辦了一場別具一格的跨年晚會,邀請《羅輯思維》主講人羅振宇進行四小時跨年演講,且高價售票,推出未來二十年羅振宇跨年演講預售套餐,價值為四萬人民幣,剛上線便銷售一空。當日,現場座無虛席,上萬人齊聚一堂,全國超過兩千萬人線上收看,深圳衛視以壓倒性優勢擊敗其他城市的歌舞跨年晚會,收視率全國第一。一次突破傳統、別開生面的知識演講,反映了人們對前途的追求,對改變自身命運的迫切需要,客觀上也改變了深圳的命運。

從「山寨工廠」到「創新之城」,從「深圳速度」到「深圳質量」,這座城市累計淘汰了一萬七千家落後企業,傳統行業轉型升級,創意新興產業蓬勃發展。這座「移民之城」、「創新之城」、「文化之都」以實際行動華麗蛻變為「中國硅谷」。深圳創新的高速發展,不但改變自己的命運,它的躍升軌跡與城市文化,也在改變中國。■

邱立本:建造法治與人權的橋樑

亞洲週刊·2017914

如果孫中山先生復活,他一定會驚訝地發現,他在建國方略與實業計劃等論述與不少構想,不僅在今天中國早已實現,並且是超額地完成。他的三民主義不再是夢,而是一個可以有機會實現的理想。

從孫中山的建國方略來看,今天神州大地上的硬件建設,很多都已經超過一百多年前的計劃,從高鐵的兩萬多公里到全國新建的橋樑,都是當年孫中山所無法想像。他也許會欣然參與計劃今年通車的港珠澳大橋的通車典禮,看這座擁有全球最先進工藝水平的橋樑,開啟了珠江三角洲交通的新頁,加速了香港與廣東及全中國的緊密互動。

更讓人印象深刻的,是推動這些龐大建設的工程隊伍,都是來自國企的力量,這包括了興建港珠澳大橋的「中交建」(中國交通建設集團),以及幾家「建」字頭的建設集團的國企。它們甚至技術輸出,在全球各國,為當地的基建項目作出了貢獻。

孫中山的北方大港、東方大港等構思,都在今天的中國以更創意的身影出現,如青島的集裝箱碼頭,就開啟了全球第一個人工智能的碼頭,全自動控制,巨大的貨物流量,但碼頭上卻看不到一個工人。但它的效率,卻是人工碼頭所無法比擬的。它和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平台深度融合,形成「超級大腦」,成為全球自動化程度最高、裝卸效率最快的集裝箱碼頭。更不要說上海洋山港與天津港的建設,都推動中國的國際物流業更加興旺。

同時,中國的造橋技術向全球輸出,過去十年間,在美國、東南亞、非洲、歐洲等地,建了起碼十條大橋,其中一些更是氣勢宏偉,氣象萬千,讓全球中國人都有一股自豪感,國際上對於中國科技與工藝水平,都感到震驚與敬佩。

從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來看,無論是民族主義與民生主義,今天的中國都交出了亮麗的成績單。但從民權主義的觀點來看,則還是有不少可以改善的空間。中國人建設法治與保護人權,也是建設一道又一道的大橋,聯繫千家萬戶的人心,跨越那些隱伏多少驚濤駭浪的權力海洋。

這也就需要制度的建設與創新。中國能夠成為世界的「造橋大王」,是因為中國擁有最龐大的工程師隊伍,每年從高校培養出來的工程人才數以十萬計,並且不斷吸收全球最優秀的經驗,融會貫通,發展獨創的技術與工藝,又不斷在管理方法上精益求精,務求發揮最大的效應,最後終於超越西方與日本等先進國家,在大橋建造上成為世界第一。

如果建造大橋需要不斷進步,那麼建造人心的大橋也需要日新又新,追求世界第一。這是中國大橋時代的最新啟示,也是中國在制度創新上需要超越前進的時刻。■

本文刊於亞洲週刊2017年第38期: